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戚繼光抗倭時的“倭寇”究竟是些什么人？他們全都是日本人嗎？
雖然不想承認，但是歷史擺在那里，明朝時期肆虐沿海地區的“倭寇”，很多都是沿海地區的海盜假扮的，是假“倭寇”。
日本“倭寇”的到底是什么來歷？
“倭寇”從13世紀到16世紀，一直肆虐明朝、朝鮮甚至南洋沿海地區的廣袤土地。但是這些所謂的“倭寇”，除了搶劫以外，最主要的“行當”是進行走私貿易。
“倭寇”，最開始確實是日本活不下去的底層人員，甚至是失業的武士，但是在后期也有日本國內斗爭失敗走投無路的“大名”，組織的武士集團進行大規模的劫掠。
“倭寇”為什么越剿越多，實力越來越強？
從朱元璋剛剛登基建立大明朝開始，沿海地區就已經開始有小規模的“倭寇”，但是在明朝的打擊之下，并沒有成為禍患。
在鄭和下西洋之后，不僅探明了航路，就連航海的必要條件“造船業”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，使得海外貿易得到較大的發展。
但是明朝在嘉靖時期為清除“倭寇”，正式下達的“海禁”政策，逼反了大批“倭寇”。
沿海地區興起的海外貿易，甚至是走私團伙，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鏈。不僅是得到了好處有權有勢的大商人，就連從事手工業的沿海漁民，也因此受益。
但是，明朝的“海禁”政策，使得正當的海外貿易被禁止，但是利益動人心，走投無路的漁民開始大規模的假扮為“倭寇”從事走私貿易。
戚繼光最終是如何剿滅“倭寇”的？
戚繼光建立了“戚家軍”，確實勢不可擋，保護了沿海地區漁民的，剿滅了盤踞沿海地區的大規模的倭寇、海盜集團。
但是真正使“倭寇”銷聲匿跡的，還是在這一時期，明朝采取了開放的海禁政策，準許開放貿易，得到了朝廷的允許，當然不需要進行走私，更不需要假冒“倭寇”。
沿海地區的“倭寇”才真正的銷聲匿跡。
可笑的是，盡管當時沿海地區“倭寇”集團的首領都是漢人，但是明朝朝廷官方一直掩耳盜鈴，稱之為“倭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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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靖倭寇的產生背景：大航海時代與閉關鎖國的糾葛
1541年，明嘉靖在位的第二十個年頭，后來成為抗倭英雄戚繼光，此時才13歲。這一年冬天，幾艘葡萄牙船只在中國南海洋面緩緩前進，海霧散去，瞭望臺上的水手興奮地看著前方，出現在他們視野中的地方，是明朝治下的澳門。他們來東方的目的，一開始并不是侵略，而是做生意。
▼1818年張寶《澳門遠島》木版畫
來中國的葡萄牙商隊，并非只去了澳門。至少在，至少在1524年，葡萄牙人來到了浙東海，在一個叫“Porto Liampó”的地方扎營，“Porto Liampó”翻譯成中文就是“寧波港”。前不久的1523年，最后的朝貢官方港口寧波已經海禁。這里“寧波港”應是寧波府轄區的明代私人貿易據點——雙嶼港。那里因民間貿易而繁榮，聚集著東西方許多海盜和 商人，被很多學者稱為“16世紀的上海”。
▼雙嶼港
1524至1548年,中國、日本、葡萄牙商人常常在這里展開三角貿易，每年的貿易額超過300萬克魯查多（即后來葡萄牙通用的貨幣埃斯庫多）。當時，這是一個驚人的貿易額，因為葡萄牙首富達·伽馬的年薪也不過1000克魯查多 。
這種貿易十分繁榮，但與王朝的海禁政策背道而馳，自然會遭到打擊。后來，譚綸等摧毀了這個港口，這里邊被絞殺的并非純粹的日本人，而是由日、中、葡等多國走私商人組成的亦道、亦商的群體。
如果僅從國籍看，所謂“倭寇”中當然包括日本人，也包括中國人——但這并非問題的本質。
明倭寇問題，因為它遠比想象中要復雜，遠不是“英雄般”的完全肯定或“翻案式”的完全否定，所能概括的。
16世紀雙嶼港的繁榮，在朝廷眼中當然是“非法的”。1548官軍將這些人以“倭寇”的名義絞殺——這些人，有常在日本諸島活動，有明朝人，也有日本人，也有葡萄牙人、荷蘭人。
站在王朝統治者立場，這些海上據點，是不安的因素，作為農耕文明的王朝，閉關鎖國帶來的思維，更是無法看到：當時，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已經全面鋪開，推動海洋文明、開展海洋貿易是大勢所趨。
彼時，寧波、溫州、臺州等沿海居民也已經深度參與著這場大變革，并給自身生活帶來了改善。雙嶼港，是浙江，乃至東海領域最大的貿易場所。“一葉之艇，送一瓜，運一罐，率得厚利……三尺童子，亦知雙嶼為衣食父母”（朱紈語）。
對此，內地平原居民可能會一是費解不理解：“沒有了大海可以種地嘛。”
但是，福建、浙江所在的東南沿海，不僅是水鄉、而且是“山鄉”，對于人多地狹的沿海人民，航運、貿易、大海就是命根子，海禁對沿海人民來說，極其致命。走私，或許結局不好，但總比等死好百倍，鋌而走險的民眾，加入了劫掠的海盜，或走私的海商隊伍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將打擊走私集團的行為，上升為反侵略戰爭，的確有些夸大，但我們也不能否認——走私隊伍不排除有日本浪人侵擾劫掠中國百姓。
有人曾寫文章呼吁須將戚繼光、俞大猷等人，拉下神壇——這本是個偽命題。此二位是朝廷命官，為朝廷做事，執行的國家政策，即使在大明時期，也未曾登上過神壇，又何來拉下（至于后來如何走上神壇的，應該跟近代抗戰時期的宣傳有關，當時國難當頭的情況下，需要有歷史英雄來鼓舞士氣）。
我們不贊成過分神化或貶低戚繼光——但無論怎樣，在軍事方面，他出色的天才——無論他們的對象是誰，都無法否認其軍事家的地位。
嘉靖倭寇的人員構成，史料說的很清楚，不必過分爭論
關于嘉靖倭寇隊伍的中、日人員構成，基本已有定論，而且明人都沒避諱（“大抵真倭十之二三，從者十之七八”。《明史》），保守估計，大明籍人占了七成。
他們，一起被視為倭寇：很大程度是因為，這批人的作戰方式的確是“倭式”的，從兵器到戰法，機動靈活，適合流竄作戰，戚繼光的鴛鴦陣，正是為對抗“倭式”戰法而發明。不過，這些人畢竟不是日本正規軍，更像是擁有倭人作戰方式的國際走私武裝。
關于倭寇問題，把其說成“反侵略戰爭”的確值得商榷，但直接說成“鎮壓先進的海洋文明”，似也矯枉過正。查史料，明朝高層也并未把這個事塑造成可歌可泣的事件；而萬歷年間的“壬辰抗倭”更被王朝重視，它（朝鮮之役）和播州之役、寧夏之役，一起被列入“萬歷三大征”。
戚繼光等人的軍事行動可以看成，明朝肅清中國沿海國際走私集團的行為，而對象的國籍問題，如果不涉及民族主義的話，似乎并不那么重要。
如果非要宣傳反侵略的抗倭，不妨可以多宣傳下萬歷年間李如松等人對日本正規軍的功績。戚繼光從來不是神，他就是一個軍事家，執行了一場任務而已，雖然沒有殺多少真倭，但也沒必要背上“劊子手”的之罵名。、
“抗倭”客觀上是對海禁政策的執行，但我們不能苛求于戚繼光
且不管出發點如何，執行“海禁”政策、打擊自由貿易，對沿海地區，尤其是寧波這樣的港口城市，其打擊是致命的的，而且寧波下一次重新對外開埠，已經是三個多世紀后的1844年了。
戚繼光等人的軍事行動，并沒有從根本上禁絕走私，反而讓走私更加嚴重。
走私問題并不是滅絕的，而是因為隆慶開關恢復開埠，問題反而就迎刃而解了。
海禁、港口經濟危機、海洋經濟崩潰過程連鎖反應是這樣的：海禁?貿易中斷?港口廢棄?商鋪進出貨源斷供、碼頭工人水手失業、航運商人破產?城鄉經濟命脈崩潰?地下走私猖獗?合法貿易轉為“非法貿易”。
總結：
1.戚繼光是個極其出色的軍事家，他的軍事行動是對海禁政策的執行，客觀上的確與當時的世界貿易潮流相悖。
3.戚繼光是個有理想、有追求的人，以他所處的歷史條件和自身條件，其視野還是明朝大陸，并不懂經濟學，那些“真倭”也好，“假倭”也好——在他眼里，不過是一幫危害國家的騷亂分子。
3.從國籍構成來看，“倭寇”中有日本人，但不是正規軍，他們在沿海的活動，有走私貿易，也有侵擾百姓活動。戚繼光斬殺的人中，這兩種人都有。
4.軍事行動是極其復雜的，絕非一種偏激的看法可以概括。
一
在明初時的倭寇基本上全是日本人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
公元1392年，日本初步完成了統一，結束了長達千年的諸侯分裂狀態，武士階層和浪人失去了君主大夫的靠山，也失去了收入，只能漂流海上。最終這股勢力演進了海盜，開始襲擊海上商船，并擴大搶掠范圍，到了中國東南沿海。
朱棣當上皇帝后，曾照會日本足利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，要求日本人自己管好自己的國民，如果日本不愿意做的話，明朝愿意替他們打擊海盜。在朱棣強硬立場的威攝下和兩國的聯合打擊下，倭寇并沒有造成太大的危害。
公元1467年，日本再次進入戰國時期，政府失去了控制局勢的能力，沒有辦法打擊倭寇。明朝方面則因為長期海軍松弛，國防空虛，日本大名成為倭寇的后盾，加強了對中國東南沿海的搶劫。
二
到了明嘉靖年間，當時的世界局勢已發生了很大變化，但明朝政府卻仍在走老路，閉關鎖國，不愿意開展對外貿易。
歐洲風起云涌的大航海時代的到來，讓東西方的貿易變得非常火爆，而明政府的閉關鎖國則嚴重限制了對外貿易的發展空間。
明朝一些精明的商人開始突破海禁，自行組織與西方的貿易。為了對付海盜，保護自己的海上船隊，他們組織了自己的武裝，并從歐洲進口了部分先進裝備。
后來，這些商人的生意越做越大，王直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，他曾上書要求明朝開放海禁，被明中央政府拒絕。王直就勾結日本人和歐洲人，以日本據地組建巨無霸的海上貿易集團。
業務包括和歐洲的貿易、海上搶劫、武裝押運等業務，王直自己成了日本國的霸主，大量失業的日本武士和浪人成了王直公司的員工和打手，負責沖殺在第一線。
到這時的倭寇已不僅僅是日本人了，包括中國人，歐洲人，還有東南沿海的部分官員和商人。還有一些貧困農民為倭寇當起了導游，專門搜集情報和當帶路黨，以獲取報酬，甚至一些當地官員也成了保護傘。
因此與其是倭寇是日本人，不如是中國老板雇傭的雇傭軍。倭寇的出現和產生，不過是扭曲對外貿易才導致出現的一個怪胎。實際上倭寇的產生已正式宣告中國的全面滿后，離被歐洲強國吊打的日子不遠了。
一個脫離了世界主航道的閉關鎖國的國家一定是沒有前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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